更深层次地说,当前,地方大部分防疫措施的决策权被上收,却被要求肩负起“控疫情”“稳经济”“保民生”的属地责任——地方面临权力小、责任大的严峻挑战。权责不对等很可能导致两种后果:一种是地方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要求,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,包括累坏累死各级防疫人员(从省委秘书长到“大白”志愿者);另一种是地方不想自己吃亏,作为一地之主,坐享主场优势,得以钻各种制度空子,和上级玩起了“猫鼠游戏”。无论是重复核酸检测,还是健康码不互认,所有过度防疫行为的制度性根源,都是“权责不对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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